供应链大战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高科技和新兴市场建立起物理和经济上的联系。在21世纪，谁统治了供应链，谁就统治了世界。
现在到了重新思考人类生活组织方式的时候了。
人类社会发展有着这样一条规律，这条规律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始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并经过了各帝国和国家的验证，那就是：供给和需求。这也是指引人们走向未来的最佳向导。
供求规律并不仅仅是确定商品价格的市场原则。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供求规律都在发挥着作用，驱使人们去找到平衡。当我们进入全球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时代，任何需求都会有相应的供给，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获得实物或虚拟供给。物理学家加来道雄认为人类正在走向“完美资本主义”，这种状态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供应链世界。
供应链是由生产者、中间商和销售方组成的完整生态体系，原材料（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观点）得以变成商品和服务并提供给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醒着还是在梦乡，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点滴，例如早上喝咖啡、驾驶汽车、打电话、发邮件、用餐以及看电影，都离不开全球供应链。
然而尽管供应链无处不在，供应链本身却看不见摸不着。供应链是各种交易组成的体系。我们无法看到供应链，我们看到的是参与者和基础设施，即将供给和需求相连的东西。但如果仔细观察供应链上的每根链条，就可看到这些细小的交易如何组合起来，影响全球发展趋势。亚当·斯密所称的自由市场、大卫·李嘉图所言的比较优势以及爱米尔·涂尔干的劳动分工理论都得以体现：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在全球范围流动，流向最能有效连接供给和需求的地方。如果“市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那么是供应链将市场与人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推进，供应链所涉范围变得更宽，程度在不断加深，连接力越来越强，现在人们不得不追问，相比国家本身，供应链是不是代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组织力量。供应链是原始的全球网络，如同裹毛线球般将世界包裹在一起。它是连接全世界的管线，是人和物移动的通道。还具有自组合和有机连接的功能。供应链会随着人类活动扩展收缩。供应链可以被打断一时，但很快就会找到新的途径来完成其使命。供应链似乎本身就具有生命力。这一切听上去是否有些耳熟？应当如此：互联网就是最新形态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设施上可形成更多的供应链。
万维网是在1989年问世的，也就是柏林墙倒塌那年，这似乎是从大国均势世界转向供应链世界的恰当转折点。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代表着世界从中世纪的无序纷争过渡到了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欧洲各国王室表示相互尊重各自领土主权。如今我们回顾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是为了去争论谁胜谁负（其实没有赢家），而是因为这份合约开启了此后近400年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关系格局。
但这套体系并非是不可更改的，而且这套体系下的国际现实也并不符合其最初设想（理论上的）。相反，驱动人类社会组织演进的始终是供求动态变化。自上一冰期结束以来的15000年时间里，人类群体自发组成了无数形态规模各异的政治团体，面积不等，集权程度不一，包括帝国、哈里发王国、公国以及酋长国等。
城市和帝国，而不是国家，是历史的主要构成。此外，如果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为平等主权国家体系诞生的标志，那么这显然既不符合西方历史也不符合非西方的历史。在欧洲，各国国王建起坚固的城堡来控制人口与农业资源，抵御外来侵略，由此民族国家慢慢替代了中世纪的教会。但直到20世纪，欧洲各帝国在欧洲大陆和全球其他地区继续存在。殖民主义将海外领土纳入了世界体系，但并未让这些海外领土变成主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地才掀起了民族独立的高潮，但直到现在，各国平等也依然只是幻想。
过去的25年间，大国关系稳定，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监管的放松，加速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崛起。全球化自上而下削弱了主权国家，因为现在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在执行国际规则而不是自我制定规则，而分权、资本主义和互联互通的发展增强了主要城市和企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城市和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穿越国界去追寻自身利益，由此自下而上削弱了国家主权。随着行政机构的分解和私有化，供应链成为新的服务提供者。供应链并不是要消除政治，也不代表着“国家的终结”。只是市场监管和政府共治，重构了国家的功能；城市和省份纷纷自主开展国内外竞争，也重塑了国家的规模。
国家疆界让世界看起来很有秩序，但疆界并不能推动世界运转。相反，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才是世界运转的依托，尽管政治地理问题不断。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提醒的，战争和疆界会造成资本的短缺，只有稳定和开放才能让资本源源不绝。
疏通供应链可给世界带来超乎想象的好处。按历史学家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的说法，50年代集装箱的普遍使用使得“世界变小，但经济变大”。只是简单将货物箱子标准化就大大改进了全球供应链。
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表明，如果现在能把通关条件减少一半，全球贸易将提升15%，全球GDP将提升5%。与此对照，即便是把全世界的进口关税都取消，也只能将GDP提高不到1%。DHL（敦豪航空货运公司）等企业将其专业经验传授给发展中国家的海关，加速通关；仅航空货运行业单据电子化一项就可每年节约120亿美元，并可杜绝几乎所有因单据差错而造成的航空货运延误。如果通关顺畅，那么货物就可迅速投放至市场，而不用考虑大量备货。在供应链世界，低效是最致命的敌人。
供应链是要将相隔遥远的各方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之间可能缺乏相互信任，因此供应链上的各方就需要管理人士所称的“唯一真相”，即真实信息的实时共享，这样在供应网中的所有人都能随时把握事态的进展。沃尔玛首席执行官Douglas McMillon称自己是在管理一家“科技公司”，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与宝洁这样的供货商沟通销售和库存等数据。联合利华会不断研究本地市场需求情况，据此来调整其全球生产体系，更加灵活地安排各地市场的产品投放。现在MBA课程中，供应链管理能力已被视为核心的竞争力，因为零售、国防、IT等其他行业都对供应链管理人才求贤若渴。
在企业董事会之外，普罗大众也在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不断迁徙，这也充分表明，现在我们进入了以供应链为人类新型组织方式的时代。1960年，全球只有7300万人旅居他国；如今这个数字是3亿，自金融危机以来，该数字还在快速增长。全球移民的经济背景覆盖所有阶层，其中既有跨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有来自第三世界的劳工，这些人都为了生活选择离开故土。而且以前移民的方向大致是由南向北，现在国际移民中有半数流向经济发展良好和就业机会较多的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印度的大量年轻劳工流向了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各地，他们直接参与了某些失败国家的重建，海湾国家从亚洲劳动力流入中获益最多。当某处需要建筑工人、佣人、护工或其他劳务人员时，自然就会有劳动力供给来满足这些需求，国境线也难以阻挡。
美国也是人口流出的重要国家。现在有超过600万美国人在海外生活，这也是有记载以来的最高数字。相关调查显示，在美国18~24岁的年轻人中，有计划移居海外的比例从以前的12%上涨到了现在的40%。现在，不仅是投资银行家、交换学生、记者以及和平护卫队的志愿者到海外，来自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了经济移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如果供应链无法贴近人们，那么人们就会主动贴近供应链。从旧金山到约翰内斯堡，19世纪的掘金者将寂静的村庄变成了繁华的城镇。在过去10年，有5万加拿大人迁入了阿尔伯塔省新兴石油小镇麦克默里堡，并在当地荒芜的焦油矿上作业。在非洲的采掘工业中，数十万工人不舍昼夜开挖用于制作手机的钨和钽等金属原料，尽管有时他们必须像奴隶那样劳作。当非洲大国刚果和其周边国家崩溃时，全球供应链的存在让民众有了谋生的渠道。或许在未来几十年，人类依然生活在各国国境线内，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几乎所有人口都会集中到基础设施走廊和供应链周边，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
城镇化也印证了世界正朝着供应链体系而去。哈佛大学的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和纽约大学的索利·安杰尔（Solly Angel）的研究表明，城市土地面积预计会在21世纪增加两倍。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镇，目前全球每天都有15万人涌入城市，也就是说全球每个月增加的城市人口相当于整个洛杉矶，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预计到2030年至少还有20亿人会搬入城市。观察城市化所得出的结论要比观察国际移民更为震撼，这些人不用穿越国境，可迅速融入工业和服务供应链上的数十亿就业大军。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人从未离开自己的祖国，但城市化却将这群人的连通程度大大提升，不论他们身处何方。在跨欧亚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共同点可能要超过他们与本国农民的共同点。从其享受的城市基本服务看，雅加达居民可能更接近于伦敦居民，而不是马鲁古群岛上的印尼渔民。即便是那些生活在孟买或内罗毕贫民窟的人，他们的收入也远远超过本国农村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
远在天边的人的生活方式相近，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居民却恍若生活在两个世界，这也表明了供应链世界的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基娅·扎森（Saskia Sassen）研究发现，全球化推动了各种网络的盛行，她将这些网络称为“闭环电路”，因为这些网络仿佛都有自己的生命。纽约和伦敦的金融投资者以及他们设在亚洲的资金池，瑞士和新加坡的大宗商品经纪人和他们在非洲和拉美控制的储备资源，美国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以及他们所服务的全球客户，德国和美国汽车制造商以及他们设在墨西哥和印尼的加工厂，这些都是由供应链构成的闭环电路。并不是国家在价值链上的地位提升了，而是这些闭环电路攀上了全球化的节点。达卡和亚的斯亚贝巴等地的服装生产基地好像慢慢跟本国其他地方脱节了，尽管这些制造基地是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些基地属于本国，也属于全球供应链。
现在的全球供应链已经是高度整合，这些供应链成了全球互联程度的测量仪。正如主震之后会有余震那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力五倍于其对全球GDP的冲击。首先是信用收缩造成了需求冲击，这意味着耐用消费品采购的直线下降。随后存货调整开始横向蔓延，大部分货物的贸易开始收缩，并引发德国、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工业生产下降。2014年全球石油价格下跌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油价暴跌时，从加拿大麦克默里堡到马来西亚，石油开采投资都相应下降。目前即便是有着丰富石油储量的文莱也宣称要实行财政紧缩。供应链也是传导链：链条上每个环节都会受到影响，但痛苦会在系统中消散。
对文明而言，供应链既是福祉，也是祸害。供应链是摆脱地理限制的抓手，能创造此前无法创造的经济发展机会，并将观念、技术和业务实践带到气候恶劣、土壤贫瘠和条件艰苦的地方。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其著作《逃离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中敏锐地观察到，尽管地理环境和机构条件“糟糕”，但全世界还是有数十亿人通过构建互联互通参与进全球市场。
有些宿命已经被打破：热带国家不一定农业生产力和劳动力效率低下，内陆国家也不一定经济发展落后。赤道附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体，卢旺达、博茨瓦纳、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等内陆国家也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一个国家无法改变其地理位置，但互联互通给了各国打破地理宿命论的工具。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底层民众而言，供应链提供了救赎的机会，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在拼命吸引全球供应链的落地。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特区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经济特区是专门划分出来用以吸引某种产业集群的区域或城市群，现在遍布几十个国家的经济特区也是自现代国家诞生以来对国家治理方式最重大的创新。
这些经济特区不仅是本地发展之锚，也是融入全球体系的节点。这是世界从政治地理转向供应链地理的又一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镇不是像杰斐逊城或海景城那样以人名或景观命名，而是通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来命名，例如迪拜互联网城、巴格达出口加工区、开曼创业城、广州知识城以及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等，全球这样的区域有4000多个。
如果按传统的地图，那么我过去五年去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无论是工业园还是“智能城市”，这些区域的兴起和发展是如此之快，大部分都来不及在地图上标注。这些区域过去仅仅是人们上班的地方，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这些区域。对于数亿工人和他们的家人而言，供应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仅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也满足了自身连接世界的梦想。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是那些人口在百万左右的城市，这些城市通常都围绕某个大型企业形成。这些是供应链世界中的新型“工厂城镇”，这些新生的城市是让世界民众参与全球经济的最大动力，其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远远超过任何援助项目。
当然也有弊端：供应链也是市场掠夺世界的途径。正是借助供应链，地球的雨林被肆意砍伐，污染气体直接排入大气。从北极的天然气到南极的石油，从玻利维亚到阿富汗的锂矿，从亚马孙到中非的原始森林，从南非到西伯利亚的金矿，在供应链世界中，每处矿藏几乎都有人开发。各国政府根本没有尽责保护自然资源，相反政府很愿意与资本联手糟蹋自然。
海洋也出现了过度开发的问题，过度捕捞和海底矿藏开发让海洋不堪其扰，另外还有石油泄漏和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供应链也是毒品、军火走私和人口贩卖的渠道，目前人口贩卖的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世界五大黑社会组织——日本山口组、俄罗斯兄弟会、意大利克莫拉和光荣会以及墨西哥锡纳罗亚集团，都已实现国际化经营，其非法经营犀牛角、伪钞、新型毒品和色情产业的收入高达每年1万亿美元。如果没有附在供应链上的全球化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中间商，很难在全球层面开展剥削和掠夺。因此人类社会的命运也与供应链管理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
全球供应链体系现在已经替代国家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石。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单凭自身力量来创建这套体系，当然中美两国也都不具备将其关闭的最终权威。相反，各国之间只能在21世纪开展“供应链大战”，正如17世纪欧洲各国的三十年战争。
供应链大战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高科技和新兴市场建立起物理和经济上的联系。供应链大战也不是阶段性的。它是当今世界接近永恒的存在，当前全球大国都在避免成本极高的军事冲突，因为军事冲突会干扰供应链，严重损害自身利益。在供应链大战中，基础设施、供应链以及市场就像是领土、军队和防御阵地。最强盛的国家不一定能赢，互联互通程度最高的国家才能取得胜利。
那么美国是否理解供应链大战中的新地理呢？美国地理学会前任会长杰里·多布森（Jerry Dobson）曾提出过尖锐批评：美国自“二战”之后就放弃了地理教学，在此之后美国没有真正打赢过任何战争。现在美国不是要掌握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领土框架，而是要掌握地缘经济学的商业视角，因为这一领域的斗争更加微妙和复杂。
给政府提的那些传统问题，例如大国之间的关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平衡发展、经济增长前景和社会不平等状况以及生态系统的命运等，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观察分析世界的供应链。经过分析可发现，20世纪的地缘政治学是基于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世界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在21世纪，这句话就应该改成：谁统治了供应链，谁就统治了世界
在供应链世界中，谁拥有（或宣称拥有）领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使用（或管理）。目前中国就在远离其国土的许多地方开采矿物，但中国对这些地方毫无领土野心。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在遵循事实地图，而不是名义地图，即可以进行利益重构，并不拘泥于全球政治版图。名义地图上的世界信奉这样的格言：我的领土就是我的。但在事实地图层面，供应链世界的规则变成了：不用则废。
本文节选自《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作者：帕拉格·康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