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的焦点就是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格局。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长达数百年的领先地位和霸权，开启了一系列应对行动，对中国实施包括贸易、科技、金融、认知、外交、人权、军事等的全面扼制与围剿。特别是日益加剧的“科技脱钩”，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对峙的核心。形势逼人，走在科技前列的中国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每天都在被定点打压，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中国科技何去何从，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方向和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命题。
第一，开放是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人类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知识的增加超过了过去2000年的总和，说到底都是由于思想、文化、信息、知识、人才的广泛交流，我们可以把这个形态归纳为大方向、大趋势。在此过程中，也有很多局部的、暂时的阻力甚至倒退，比如当下的去全球化就是一种倒退。但在更长的时间或历史尺度上去评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抑制科技发展不断的开放和外化，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性的认知。
首先，从科研组织或者科研范式上来看，是一个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近代世界科技中心一直在变化和转移中，第一次科学中心是在意大利，这是文艺复兴的成果。之后从意大利到英国，到德国、法国，再到美国，这一过程总体上都是一个不断交流、传承的过程。16 世纪意大利的科学革命，主要标志是试验科学的诞生，哥白尼、伽利略的试验都是试验科学。17 世纪英国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把试验科学与数学推演结合起来，这是科学范式的一种演变，本质上也是一种继承，从而成就了直到今天的经典科学范式。18-19 世纪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定量分析的实验方法，并且形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团队研究和科学中心，德国的马普学会、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都是这一演变的产物。我们可以从整个人类近代的科学演进、演变历史看到，它一直就是一个交流、传承和发展的过程。
其次，科学家之间的互动同样如此，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科学中心或者科研机构，其实都是体现在科学家的广泛交流和互动上。比如英国皇家学会，曾经有一半的科学家都是外国人，当时的英国还不是科学中心，却因为交流互动而催生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萌芽。法国 17 世纪有一个梅森学院，最终成就了法国数学领先地位，其开放性世界首屈一指，科学社团涵盖了各国顶级的天文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可以说正是开放和交流，成就了西方科学繁荣。
第三，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成为常态。进入 20 世纪，有组织的国际开放合作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范式。比如德国柏林大学，学科专业教授都是来自于欧洲最顶级的大师，为德国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战以后，国际大科学计划更是把国际科技合作推向新的高度，国际空间站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可控核聚变计划，以至于今天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实际上都是跨国界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今天，以AI 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正在迅速来临。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科技术语、名词层出不穷，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大模型、移动互联、人工智能、脑机连接等等，令人目不睱接，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甚至社会变革将会超越以往历次科技革命。数据驱动、场景驱动越来越成为研发活动的主导方式，如何实现开放、开源、知识共享、人才流动，也一定会成为各大国之间科技制度和政策的核心目标。总之，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是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美国：科技开放的典型案例
当今科技开放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其开放性体现在方方面面。早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外交战略转型，从“为了外交的科技”到“为了科技的外交”，加快构建国际科技合作机制，为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战略开辟新的实现途径。近年来，美国政府更是把科技外交置于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在尖端科技领域建立新的国际同盟圈。归纳美国的对外科技开放与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让全世界顶尖科学家为我所用。尤其是以二战为标志，通过“回形针计划”，让德国、法国和东欧的科学家纷纷进入北美。最著名的一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冯·卡门、费米、希拉德、拉斯曼，都是当时世界顶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取决于人才梯队，这个人才梯队是金字塔结构，但结果不是取决于底层有多宽，不是比人手多，而是取决于塔尖有多高，往往一个顶级人才就能够把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带到世界最高点。世界顶级科学家汇集到美国，对美国整体科学技术的提升、飞跃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美国“回形针计划”
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2021 年全球 10 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有 7 个是美国人，而这 7 个人当中有6 个是移民，其中 5 个是第一代移民。在目前美国的高端科学家当中，一代的移民高达一半以上，三代以上的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移民。马斯克是南非移民，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发明人张峰、AI教母李飞飞是中国移民，谷歌创始人布林和Chatgpt发明人阿特曼是俄罗斯移民……。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的科技成就就是重视移民的结果。在目前最热门的AI领域，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AI人才77%留在美国，全球57%的顶尖AI精英在美国工作，其中中国人占到38%，是最大的研究群体。在硅谷，仅清华大学就有 2 万多名毕业生供职。这样一种高度的开放，充分吸纳全球最优秀、最顶级的人才，成了美国科技之道，甚至是立国之道、强国之道。
第二，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美国的许多科技计划是对全球开放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具有与美国科学家同等的申报资格。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美国发表的研究论文中，40%来自于国际合作的共同作者。美国物理学会202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近80%的受访者与国际同行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合作，89%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合作带来的新想法，78%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合作为美国带来了新技术。
美国还注重通过国际大科学工程与全球科学家展开深入合作。美国主导的空间站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都是多国共同参与和合作的结果。30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2000多名科学家参与，长达10年，成就了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科技工程之一（克林顿评价，另两个是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
第三，支持本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建立研发中心。苹果、微软、思科、谷歌、特斯拉等遍布全球的研发中心往往都是所在国家的人才高地，是对各国优秀人才的本土化收割。据统计，目前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有500家左右，其中1/4来自美国。这些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教育重地上海、北京，一半以上年研发投入超亿元，超过千人的也接近一半，超过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仅微软苏州研究院就拥有高端开发人才2000余人，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80%，主要从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产品研发。
三、我国科技对外开放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经济崛起视为威胁而不是机会。Larry Summers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符合其国家利益和世界观，这曾经是政治主流。不幸的是，主流观念已发生逆转，其变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烈，都已超出正常竞争区间。”当前，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可能持续几十上百年。最突出的风险是高科技脱钩，采用“小院高墙”和建立所谓民主科技联盟等策略，对我进行绞杀，企图永远将我锁定在中低端发展轨道。
1.科技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高科技及其产业由于进入门槛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高端，居高临下地获取垄断权和超额利润，因而一直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自认为的“世袭领地”，容不得后来者进入。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曾多次阻止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收紧中国通过商业渠道获取美国的科技。特朗普政府则大力塑造竞争性对华战略，并通过“清单体系”和“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等倡议或机制，以“全政府”方式对中国进行科技施压。拜登上台后，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竞争者”，提出要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竞争”，对华竞争战略更具全面性、系统性、跨域性和阵营性，力图从攻防并举、内外互济、短长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展开统合性压制（integrated confinement）。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可以归纳为四个“全”：第一是全政府，以前打压主要是在商务部和国务院，现在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协调起来对付中国。第二是全社会，对中国的压制不仅仅是在政府层面，大学、社团、企业、NGO 都已经调动起来。第三是全西方，美国已经跟西方盟国组建了一个“世界队”，共同对付“中国队”，40：1。第四是全方位，不仅仅是科技战，还有贸易战、金融战、认知战，是立体战、体系战、超限战。这就是当前的基本事实、基本态势，在高科技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2.美对华科技政策基本导向是“脱钩”（Decoupling）。通过策动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干预自下而上的技术与市场力量，扰乱既有的技术与市场进程。在高科技产业以及基础前沿技术领域的脱钩已成为美国的重要选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成为美对我封锁的重点领域。为了落实以脱钩为基本导向的科技政策，美对华科技政策内容从单点对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制裁，扩大到涵盖技术管控、交流阻断、人才封锁等多手段组合，且在政策设计上越来越精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1500多家企业被美国“拉黑”，或进入实体清单，或列入行政管制，涉及的技术门类涉及14大类，几乎涵盖了信息、生物、新材料、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所有高科技领域，走到前列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无一幸免。以中国基因产业的领头羊深圳华大基因为例，早在2011年美国企业因美纳（ILLUMINA）就开始对华大痛下杀手：新的测序仪不卖给华大，已经买的不负责维护，试剂耗材比其他企业提价40%。最近几年来，美国政府、议会和媒体也纷纷走上前台，通过专利、敏感技术、数据安全、人权等各种借口对华大实施围剿。目前华大已经有 4 个下属机构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信息安全法案》，更是直接点名将华大医学、华大智造和华大CG列入监控名单。
3.中美科技博弈将成为新常态。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大多数细分领域的劣势十分明显，存在不少“卡脖子”问题。由于美国在长期竞争和演进过程中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创新体系，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维持世界第一的科技强国地位。可以预言，中国将在更多技术领域缩小与美国的代差，并在部分关键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但全面超越是一个相当漫长和艰苦的过程。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竞争将取代合作，成为中美科技关系的主旋律。
事实上，科技脱钩是非传统战争的重要形态。传统战争容易理解，战场上刀兵相见。非传统战争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展开，比如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认知战、信息战，都是典型的非传统战争。未来大国之间，尤其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更多的将体现在非传统战争上。如果从这个概念上理解，今天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进入到非传统战争状态。美国两党和朝野之间已经达成高度共识，即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国，目前对中国的科技压制强度超过了冷战时期对前苏联的压制。这种非传统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中美博弈走向，甚至终局。
中美科技竞争的背后还是科技软实力的竞争，包括创新机制、法治环境、产学研合作模式等内容。我们应当正视和深入研究美国科技新政策，深刻认识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国际竞争环境，立足底线思维，构建完善的国家科技安全战略体系。一方面，要立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科技创新效率，以自我发展突破美方限制之墙；另一方面，要坚定地深入开放合作，与更多国家构建互利共赢的科技合作关系，为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四、我国科技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与经验
近代以来，中国从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到利用庚子赔款培养第一代留学生，可以说用了100多年的努力，向西方学习，向先进学习。虽然这个过程曲折而艰难，甚至充满屈辱，但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与许多后发国家（如拉美、东南亚、印度）相比，从最低谷奋起，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有两个较大的科技行动：一个是鼓励留学人才归国，五十年代从欧美国家归国约2000人（如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六十年代从前苏联归国约1.6万人（如周光召、宋健、孙家栋等），奠定了中国各个学科和技术领域的人才基础；另一个是通过承接前苏联156 项援助工程，消化吸收，发展了“两弹一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化工、电子、机械、航天、航空等），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重要依托。现在很多人谈到新中国前 30 年的封闭，实际上是在极限压力中寻求开放，寻求知识和人才的交流。尤其是60年代后，面临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长达20多年的强力挤压，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交流。那一代人种下的福荫，至今仍在恩泽后人。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学习达到新的高潮，从八十年代公派大批留学生，到之后陆续实施的863 计划、973 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等，无一不是以学习和跟踪国际先进科技为目标。目前，我国已经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加入到了200 多个国际科技组织和多边机制。据科技部战略院统计，2020 年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有 36.4%跟国外和境外有科技合作交流，其中43%是与美国有合作交流。我们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合著论文有 14 万多篇，占到了论文总数的26%，合作的机构涉及到 69 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切都表明，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确实是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重要模式。总结我国科技对外开放的经验，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就大量公派学生出国留学，每人5000美元，而当年我国外汇净值还不到2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700多万人，因公留学人员500多万人。在中科院任职的院长和所中，95%以上都是留学回国人员，成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引进外资、聘请海外专家等方式，海纳百川，广泛引进各类高端智力资源。据统计，目前境外来华专家每年达60万人左右，仅广东省每年有多达13万国外专家在这里供职。
二是把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科技的相对落后，决定了我国必须把引进技术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大量技术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我国产业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1990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只占到全球的0.6%（美国23.3%），到2020年达到23.8%（美国7.1%），跃居世界第一位。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没有一味地引进，而是在引进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进而集成创新、原始创新，通过培育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向技术大国和强国迈进。在光伏、新能源汽车、高铁、船舶、工程机械、超算、5G、卫星导航、载人空间站、载人深潜器、基因科技等众多尖端领域，中国已经从跟跑者发展到并跑者，有的已经达到领跑者的角色。如果说引进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那么自主创新则是实现创新驱动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出路。
三是把学习吸收与承担国际义务结合起来。我国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从来不是单向的抄近路和索取，而是始终担当着负责任的参与者、贡献者，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比如，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可控核聚变计划、伽利略计划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中，中国出钱出人出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在抗击新冠病毒的世纪之战中，中国科学家在检测、预防和治疗等方面贡献了卓有价值的中国方案；在非洲、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中国的杂交水稻、医疗、工程、环保等技术堪称雪中送炭；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国技术与中国制造共同塑造了高品质的中国品牌。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对外开放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许多政策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政策打架现象较多；学术界形成普遍的路径依附，一味跟踪模仿，缺乏敢为人先的勇气；尖端人才大量流失，人才培养与公派留学政策与国内科技、产业需求不匹配；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保守、僵化现象，造成交流合作障碍。时不我待，这些问题都需要下决心尽快解决，让科技对外开放更加健康、完善。
五、我国科技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科技围堵，中国应认清大势、从容应对，体现大国气度和大国担当，坚持开放合作。越是面临复杂局势，越要保持国门继续敞开。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科技创新共同体。围绕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增进彼此理解和信任，提供全球科技公共产品。
第一个是开放制度化。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科技打压，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开放不是让步和妥协，而是尊重大势和规律，是寻求双赢。我国科技的对外开放应当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决不能因为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因素，使得这种制度受到挑战，受到质疑和倒退。
第二个是政策差异化。国别和对象千差万别，各国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对外开放的政策也应该是差异化的。事实上，西方国家也并非铁一块，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仍在推进中。在当下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下，政策的差异化和政策目标的具体、明晰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个是主体多元化。过去在国际科技合作上，我们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对比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基金会和企业等的四面开花，我们无论是规模、形式、途径和质量都有较大差距。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应当更加强调社会和民间的科技合作，尤其是鼓励支持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走出去”，在夹缝中挤开一条条通途。
第四个是组织体系化。在对外合作中，过去有些政策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有的强调开放，有的强调关门；有的要往前走，有的要迟疑甚至后退。部门分割带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相互掣肘、相互矛盾，始终都是科技开放的难题。科技对外开放是国策，是国家战略，必须超越部门格局，实现体系化、协同化，真正做到对外开放“一盘棋”。
相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大政治集团的双向压迫，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优越许多。一方面，我国自身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均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当年卡不死，今天更不可能卡死；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来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合式局面，我们已拥有更多的合作领域和途径。只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就没有越不过去的障碍。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对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合作不离不弃。尽管“科技脱钩”对中美基础科研合作产生干扰，但两国学术界仍保持多种联系，合作的大门不可能完全关闭。但在策略上要有所调整，第一，将合作重点转向基础研究领域，这是中美科学家的共同需求；第二，以中美共同利益为突破点，建立并完善基于民间交流的“二轨”科技合作模式，谋求更深入的中美合作；第三，共同围绕全球性问题加强科技合作，如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疫病防治等。与此同时，要更加注重深化与日本、韩国、欧盟国家等科技强国的科技合作，减少对美国单一技术来源的依赖；密切与爱尔兰、瑞士、以色列等关键小国的科技合作；发展与俄罗斯等国的全方位科技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整体科技实力不强，但在个别领域也有“一招鲜”，同样应予以重视。
——更大力度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是我国科技制度型开放应该建立起的一个新逻辑。过去我们对外开放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目的大多是通过近距离学习，获取对我有用的本事。作为后发国家，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今天，我们已经成长为经济、科技大国，有能力、有义务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服务于我国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比如，非洲许多国家粮食短缺，如果把我国领先的杂交水稻等技术大规模移植过去，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南亚和中东一些国家遗传性疾病较多，如果把我国具有优势的基因检测技术应用起来，也完全可以造福当地人民。目前已具备一定工作基础，建议加强部门间的协同，进一步扩大规模和国际影响力。
——牵头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这是国际科技合作最令人注目的形式，也是最能产生人才、信息、成果交流的途径。中国过去科技、经济实力都不够，只是科技跟班，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聚变能计划、伽利略计划等都是如此。现在的情况已有了很大改变，完全有可能发起新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建议国际大科学计划以生命科学为国际科技合作战略重点，这是未来科技发展的焦点，也是国际竞争的主赛道，同时也是美国和西方重点设防的领域。唯其如此，我们更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争取“东方不亮西方亮”、下游不通走上游。特别是要利用中国已有的科研、人才、数据基础，利用庞大的人口和市场需求，广纳贤才、广聚资源，以合作实现多赢。
——设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奖。目前除了诺奖外，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大奖还有沃尔夫奖、拉斯克奖、菲尔兹奖、阿贝尔奖、图灵奖等。其中，沃尔夫奖是由以色列实业家、慈善家和外交家倡导设立的，被称为“小诺贝尔奖”，袁隆平先生曾获得沃尔夫农业奖。图灵奖是专门用于奖励为人类计算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被誉为计算机领域的诺奖，清华大学姚期智教授曾获得该奖。菲尔兹奖作为三大数学奖之一，只授予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同样有巨大影响力。建议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设立国际性科技大奖，主要面对年轻科学家，每年奖励10人。
——把吸引高水平人才作为重要国策。人才是科技发展的第一要素，国际科技战本质上是人才战，特别是高水平科技人才对国家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不可替代。目前我国在海外的专家群体非常庞大，有的领域整体水平远超国内同行。如在美国顶级半导体人才中，中国占了38%，而美国本土培养的人才仅占37%。当年邓小平同志设想出去10人回来9人，实际上目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工程类学科人才近90%留在了美国，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改变。建议在高校、院所或企业中设立不少于100个“科学家工作室”，针对特定学科或技术领域招引世界顶级科学家，突破现行体制和政策界限，量身打造科研平台和条件，鼓励和支持他们做前沿性、突破性科研。
——高度注重发挥民营科技企业的作用。无论是在科研投入还是科技成果上，甚至在前沿科研上，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已经脱胎换骨。比如华为年研发投入已达1600亿元，研发人员超过10万人，年均申请国际PCT专利超过6000件，多年居全球第一。此外，宁德时代、京东方、OPPO、中兴、小米、字字跳动等企业也纷纷跻身国际前列，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都超过千件。实践证明，民营科技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主力军。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让民营科技企业走上前台，扮演中国科技对外开放的主角，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必要性。
——解放思想打开“对内开放”局面。目前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还面临诸多技术和政策限制，比如不能自由地通过搜索引擎获得国外最新、最前沿科技信息，通常只能够得到国际同行不到 10%的科技信息。科技人员的出入境有许多无形障碍，便利性无从谈起。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享受不到同等待遇，在申请项目、政策等方面往往被区别对待。一些机构在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科技奖励等方面设置了不少附加条件，体制内优于体制外，留学优于本土，以资历、职称论高下，以人情论取舍。各种自我设限和封闭层出不穷，对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严重束缚。建议对现有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类似当年加入WTO一样，尽快实现“对内开放”，为科学家松绑，造就生动活泼、千帆竞发的良性科研生态。
注：该项研究是受中信基金会委托完成的，得到张先恩、靳晓明、戴钢等专家的指导帮助
作者：梅永红
来源： “华谷致远生物科技与产业研究院”公众号 2024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