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耳熟能详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费曼、薛定谔等如雷贯耳的名字就会浮现脑海，然而除了他们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之外，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围绕着他们“不按常理出牌”、“守正出奇”的趣闻轶事。
比如前段时间火爆网络的新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古德纳夫（John B. Goodenough)的励志人生也刷屏网络。
可能某种程度上，因为如此，人们似乎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即“疯狂”或“偏执”几乎是天才科学家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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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仍然潜藏着另一种“疯狂”——另一类对自身热爱的科研事业执著而“疯狂”的科学家，他们可能一生朴素低调，生活看似循规蹈矩，没什么“吸睛”的新闻，也难以被大众捕捉，因此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市场”。
例如，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诺贝尔物理学领域两次获奖的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就属于个人风格“不够突出”而鲜为人知的一批人。
关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自1901年到2020年，共颁发114项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216位获奖者，约翰·巴丁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共有215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4人是女性。47个物理学奖只授予一位获奖者，2位获奖者共获得了32个物理奖，3位获奖者共获得了35个物理奖。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是劳伦斯·布拉格，他在1915年与父亲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时年仅25岁；最年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是阿瑟·阿什金，他在2018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已96岁高龄。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一次是1903年的物理学奖，一次是1911年的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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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丁于1908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他的父亲C·R·巴丁（Charles Russell Bardeen）是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第一任院长、解剖学教授；母亲A·H·巴丁（Althea Harmer Bardeen）曾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学院学习过美术和设计，她还在芝加哥杜威中学做过短暂的教学工作，随后独自从事室内设计和装饰生意。五个兄弟姐妹中，巴丁排行第二，他的哥哥比尔·巴丁（Bill Bardeen）与约翰关系最好，他们一起集邮、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而与其他兄弟姐妹不同的是，约翰·巴丁很早就超乎寻常的聪慧，并且是父母最喜爱的孩子。
与不少杰出科学家一样，巴丁童年就表现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和对各个科目学习的卓越才能，当他9岁时候，就从小学三年级直接跳级进入麦迪逊公立中学初中一年级，巴丁的初中数学老师发现他独特的数学天赋，经常布置一些额外家庭作业给他，并不断培养巴丁对数学的热爱。进入中学第二年巴丁又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附属中学，不久就荣获麦迪逊市数学竞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尽管巴丁跳级进入高年级，每当放学后他仍然和当地年纪相仿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生活天真烂漫而愉快。每逢周日，巴丁也会和哥哥去打高尔夫，等到渐渐长大到能够独立挥舞球杆的时候，高尔夫也成为巴丁除物理学之外的最大爱好。
与哥哥比尔稍有不同的是，巴丁显得沉默寡言。12岁时候，他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他深受打击，感受到异常的忧伤与孤独，学习成绩全面下降，尤其法语甚至不及格。到了13岁，巴丁由于威斯康辛大学附属中学缺乏足够的实验设备而回到公立中学，其后又度过两年的时光，巴丁15岁的时候就与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比尔一起从高中毕业。
约翰·巴丁进入威斯康辛大学电气工程系，并辅修数学和物理学。他之所以选择工程学，是因为当时工程领域有着很好的就业前景，他也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学者，至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当年威斯康辛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不过还未开设原子物理学课程，直到1928年秋天范弗雷克（John Van Vleck，1905-1996）来到这边，巴丁才从他授课的机会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德拜（Peter Joseph William Debye，1884-1966）、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1902-1984）、索莫菲尔德（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海森伯格（Werner KarlHeisenberg，1901-1976）等相继来到威斯康辛大学做访问学者，发表系列精彩的学术报告，这些报告极大激发了巴丁对物理学的兴趣。1928年他年仅2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学士学位，1929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巴丁最喜欢的教授，彼得斯（Leo Peters）离开威斯康辛大学，并加入海湾石油公司新设立的实验室从事地球物理学勘探方法的研发工作，巴丁继续留在大学持续一年，从事天线设计的研究，并继续学习他感兴趣的物理学。渐渐地，巴丁萌发了主攻方向转向物理学，特别希望能够去欧洲进一步深造的想法，于是申请了剑桥大学和奖学金，可惜没有成功。
此时他也该考虑就业问题了。首选想去贝尔实验室，但由于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实验室认识关系处于冻结也不对外招聘，巴丁又未能如愿。1930年夏季，他收到来自海湾石油公司的录用，并跟随之前在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论文的指导教师彼得斯一起从事地球物理探油技术的开创性工作，不久他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电磁方法来勘探石油，这种方法新颖、技术超前、效果很好，海湾石油公司当即决定不申请专利也不对外发布，以防止竞争对手用新方法获得更多有用信息，在此之后三十余年该方法才得以公布于世。
虽然巴丁身在海湾石油公司，然而始终保持对原子物理学的兴趣，通过附近匹兹堡大学组织的研讨会等各种途径，他一直密切关注物理学的前沿动态。
1933年，巴丁25岁，他毅然辞职、离开优厚待遇的海湾石油公司，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理论物理。当时申请普林斯顿的时候，主要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普林斯顿工作，巴丁希望去在其指导下读博。爱因斯坦1932年离开德国并抵达美国，在普林斯顿做研究，但是无意带学生。于是巴丁是从匈牙利著名物理学家维格纳（Eugene Paul Wigner，1902-1995），维格纳是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诸多领域有卓越贡献，尤其是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理论研究方面，他因为对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特别是基本对称原理的发现和应用的论述与贡献，在1963年的时候与对原子核壳层模型建立做出贡献的玛丽亚·戈佩特-迈耶（Maria Goeppert-Mayer，1906-1972）和詹森（J.Hans.D. Jensen，1907-1973）共同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巴丁在维格纳指导下受益匪浅，并在后来从事固态物理学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影响和启发，彼时普林斯顿大学的维格纳教授和塞兹（Fred Seitz）教授正在试图开创固体物理学这个新领域。巴丁的博士论文就是计算把一个电子从晶体内部溢出到晶体表面所需要的能量，即金属中的电子的功函数。
1935年春季时候，巴丁已经基本完成博士论文，当时他的导师维格纳已回到欧洲，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因此维格纳暂时无法检验巴丁的计算过程。巴丁的博士论文还没有最后完成的时候，就被收录为哈佛大学研究会的初级会员，该研究会为巴丁提供三年研究基金，每年1500美元的资助及生活费用，使得他可以在当时专注工作。这份邀请是巴丁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时候的导师，范弗雷克提出的，他很早就发现了巴丁的个人才华，并非常赏识他。在哈佛大学，巴丁沿用维格纳-塞兹的方法通过计算，得出钠等碱性金属的内聚能和导电率同体积的关系，并同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用高压实验所得结果比较，两者基本相符。同时巴丁借助在波士顿的优势，参与麻省理工学院斯莱特（John Slater）及其领导的固定物理研究小组的活动并建立紧密联系，在那里结识正在读博士学位的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这段时期巴丁还通过阅读在伦敦兄弟的论文，以及与斯莱特的讨论，继而对超导电性产生兴趣，为后来的研究埋下伏笔。1936年，巴丁28岁，就通过了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1938-1941年，巴丁在范弗雷克帮助下受聘于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担任助理教授职位，并讲授量子力学等理论课程，并应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邀请也讲授地球物理探油技术。他仍然持续保持对超导电性的兴趣，而且在绍恩伯格（David Shoenberg）撰写的超导电性小册子里面受益匪浅，明尼苏达大学工作的经历帮助他进行金属理论及热扩散分离同位素等理论研究工作，同时，他结识未来的妻子珍妮·迈克斯玮（J.Maxwell），珍妮是一所女子学校的生物学教师。
结婚后，巴丁为了增加收入，暑假也不休息，仍然坚持给大学生和研究所授课。他还尽一切所能帮助料理家务，后来在出国访问和出席重大授奖仪式，总是带着珍妮陪伴身边。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少科学家应政府需求中断各自手头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去专门从事与战争有关的科研项目。巴丁也不例外，他举家搬迁到华盛顿，在海军军械实验室从事水下军械的研究工作。由于巴丁对核物理学和同位素分离的兴趣和研究，还被征用作为美国曼哈顿计划候选人。但由于巴丁早期共事的同事有人有着违法记录，因此巴丁落选，留在海军军械实验室。在这里他先后进行去磁场（抵消船的磁场）、扫雷、水雷设计、鱼雷设计等方面研究和设计工作。
二战结束以后，巴丁原本计划回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但因为此时已经有两子一女，家庭负担加重了，出于经济角度考虑，巴丁接受贝尔实验室的邀请，在1945年底开始和肖克利、布拉顿（Walter Brattain，1902-1987）合作，从事半导体性能研究。1947年底巴丁和布拉顿发明点接触型晶体管，在此基础上，肖克利发明了结型晶体管。为此三人共同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1年巴丁受聘担任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和电器工程学两个系的教授，1952年美国施乐公司聘请巴丁作为企业顾问，对Xerox复印机的迅速发展提供帮助。
同时，巴丁对低温超导理论展开深入、持续的研究，自1911年发现超导现象之后，在此后近50年里，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巴丁根据超导电同位素效应提出过一个超导电理论，但是它被验证是错误的。1955年巴丁在德国科学百科全书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总结人们对于超导理论所作的工作，并带着他的博士后研究助手库珀（Leon N. Cooper）和研究生施里弗（John R. Schrieffer）协同攻关，并取得突破。1956年库珀提出在金属晶格作用电子对（库珀对）流动的概念，施里弗又做出有关的理论计算。1957年他们三人成功解释了金属超导电现象，世称“BCS理论”。巴丁、库珀和施里弗为此共同获得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巴丁也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
1969年巴丁从伊利诺伊大学退休。
上世纪七十年代巴丁又提出新研究课题，就是有机金属超导性能。他希望用宏观量子体系解释准一维有机金属的导电性能。
巴丁一生荣誉卓著，1954年被选入美国国家科学院，1972年被选入美国国家工程院，1968-1969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主席。1959-196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1981-1982年巴丁被任命为白宫科学委员会成员。1963-1972年他是纯粹及应用物理学联合会的低温委员成员，1969-1972年被选为该联合会的主席。1961-1974年，他是施乐公司董事会成员，1983年以来他也是Supertex公司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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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管的发明是20世纪物理学发展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在晶体管还未面世时，电子管就已经暴露出来很多缺点，比如笨重、能耗巨大、寿命短、容易出故障、难以维修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当时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研究小组组长肖克利提出构造一个半导体三级管的设想，以寻求解决方案。
在技术上就是将一片金属覆盖在半导体材料上面，利用金属和半导体之间的电压所产生的电场来控制半导体中通过的电流，就是所谓的“结型场效应”的工作原理。然而这一理论无论做多少次实验都未能成功，肖克利也无法解释原因。
图片：1948年贝尔实验室，巴丁（左）、肖克利（中）、布拉顿（右）
贝尔实验室创立于1925年，隶属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公司（AT&T）及其子公司西部电器，主要宗旨是开展通信科学研究，由电话的发明者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创立。早在上世纪30年代，贝尔实验室的研究部主任，凯利（M. Kelly）根据19世纪以来的关于半导体在光照下能够产生电流以及它和金属接触能够起到整流和检波作用的现象，预见到半导体材料有望取代电子管。凯利决定成立固体物理研究小组，加强对固体物理基础理论的研究，为此开始聘请优秀的固态物理学专家，其中就有取得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肖克利。1940年之前固体物理小组主要从事半导体理论探索，很少涉及实验，只有对通信特别是电话的研究和发展有所用处之时，才会进行实验研究。由于二战爆发，贝尔实验室转向对通信和雷达的实用研究，固体物理研究实际上被暂停，但是用半导体取代电子管的梦想依然萦绕在这群科学家的脑海，战前研究中断，但这为后来的科学家研发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1946年1月，贝尔实验室固体物理研究小组正式成立，最初小组共有7位专家。组长肖克利，副组长摩根（S. Morgan），另外还有半导体专家皮尔逊（G. L. Pearson）、物理化学家吉布尼（R. B. Gibney）、电子线路专家摩尔（H. R. Moore）、实验物理学家布拉顿、理论物理学家巴丁。这个固体物理学小组可谓群英荟萃，集合各个方面的人才于一堂、黄金搭配。他们根据各自在3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验，从刚成立时就把重点放在硅和锗两种半导体材料研究上。
直到巴丁加入研究下组并提出关键的“半导体表面态理论”之后，才解决当时卡住所有人的难题。原来，在外加电场作用下，电子被吸引到半导体表面并束缚在那里，形成严密的屏蔽作用，这也阻止了电场穿透到半导体内部，因而不能形成电流。此前肖克利在实验中一直观测不到场效应也是这个原因。
表面态理论的引入，使得固体物理研究小组的工作登上新的台阶。肖克利和巴丁测量了一系列杂质浓度不同的P型和n型硅的表面接触电势。他们发现经过不同表面处理或不同环境中，接触电势也不同。接着，布拉顿在实验中发现，光照射在硅表面时候，接触电势也会发生变化，这就产生了光生电动势。
谜题的答案揭晓，后续工作就顺畅很多，小组成员巧妙借助含正负离子的电解液，改变晶体表面电荷分布，解决了“半导体表面态”的问题。经过几天奋斗，巴丁和布拉顿就观察到放大30%的输出功率和15倍的输出电压，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支点接触型晶体管的诞生。晶体管的发明具备划时代意义，人类从此进入数字时代。
图片：世界上第一支点接触型晶体管
晶体管的发明无疑是研究小组送给贝尔实验室最好的礼物，人们欢欣鼓舞。然而有一个人却开心不起来，这个人就是肖克利。
作为组长，肖克利没起到身先士卒亲自指导，也没有被列为发明专家，于是他计划在这个成果尚未公布之前，背着巴丁和布拉顿，独自研究出更先进的结型晶体管。很快，他就达到自己的目标并设计完成结型晶体管，并于1955年脱离贝尔实验室，自立门户成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肖克利凭借着“晶体之父”的名气，吸引来一批聪明又富有激情的年轻人，在硅谷开天辟地，甚至被称为“硅谷之父”。只是因为肖克利傲慢专横的个性，那些斗志昂扬的年轻人纷纷离他而去，后来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硅谷八叛逆”，这八位即包括后来仙童半导体、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诺伊斯和摩尔等。肖克利却在那十年职业生涯没有什么特别收获，只能再回到大学校园。
肖克利为了不让巴丁和布拉顿继续参与晶体管的后续研发工作，还利用行政职权直接将他们剔除研究小组。此外，这个成果公布之时，傲慢的肖克利也极力突出自己的成就并冷落巴丁和布拉顿，就导致后来人们提及晶体管的发明，印象深刻的总是张扬的肖克利。
离开贝尔实验室之后，性格温和的巴丁什么也没有多说。回溯来看，退出这场晶体管争夺战也许才是巴丁最好的选择，因为不需要晶体管的发明的光环，巴丁也依然可以迎来自己人生的第二座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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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4日，巴丁继续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继续钟情的超导理论研究。
超导现象最早发现于1911年，一经发现这种奇妙的现象就引起了物理学家们的关注，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尝试用理论给出解答，然而即使像爱因斯坦、费曼等顶级科学家也最终在这个现象解释中以失败告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超导理论的研究进展被视为“理论物理学的耻辱和绝望”。
图片：利用超导体的抗磁性可以实现磁悬浮
约翰·巴丁默默决定向超导理论发起总攻，也深知个人能力难以成功，于是在自己一个人攻坚五年之后，感觉时机成熟，就找来两个专业领域不同的学生一起工作。其中一位是杨振宁推荐的、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后库珀，另一位就是跟随巴丁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施里弗，这样三个人组成了“超导电性理论”攻关团队。
图片：巴丁领导的超导BCS理论的豪华“攻关”团队
两年多的努力之后，他们成功建立超导BCS理论，从微观上合理解释了超导电性能，解决困扰物理学家们长达46年的“耻辱难题”，被认为是量子理论发展以来，对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957年3月，他们正式在物理学学会上宣布这一发现，巴丁当时决定不参加会议，而是由两位学生去宣布论文并演讲，巴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后辈们得到公认。
后来巴丁还考虑，自己已经获得诺奖，他单独提名了库珀和施里弗两人为诺贝尔奖获奖人，以完成自己栽培后人的心愿。令人欣慰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最后还是为巴丁打破惯例，他们三人一同登上197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
如果说天才总是“疯狂”的，那么巴丁的“疯狂”在于其平凡而执著，默默耕耘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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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丁一生除投身科学研究之外，还担任了许多工业、制造业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咨询顾问，与工业界、政府部门都保持的长期的合作。
纵观巴丁的一生，他非常重视所研究的物理问题是否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因此非常乐于同广大企业界建立良好联络。巴丁长期同施乐公司保持紧密合作，早在1949年就常常拜访施乐公司里的研发部门的朋友，施乐在巴丁的支持下开展了对感光材料优化的科学研究。1961年巴丁被选入施乐公司的董事会，并一直担任到70年代，还进入了企业的技术指导委员会。
技术指导委员会是由施乐公司专门聘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组成的，定期对公司的全部研究计划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报告递交公司高层作为参考。自从参加委员会后，巴丁都积极尽职尽责、同委员会其他成员定期参观施乐公司各个研发中心、实验室和个别研究小组，作为著名科学家，他也从来都是谦逊温和地听取企业各个研究部门科研人员的观点，并进行深入探讨，接触过巴丁的人们无不认为其对他所在领域有着独到见解和战略眼光。
巴丁的影响之下，他的许多学生也都进入施乐。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也有一群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这群年轻的科学家组建的小组后来制造了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高功率输出固体激光器。此外，由于巴丁是施乐公司董事会成员，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慕名前来，巴丁为施乐公司吸引了大批人才。
关于施乐（Xerox）公司
施乐公司（Xerox，NYSE：XRX），又称全录（中国台湾），是全球最大数字与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商，于1906年成立于美国纽约州。它是复印技术的发明公司，产品包括打印机、复印机、数字印刷设备等。由于施乐在办公室光学设备尤其是复印机方面的成功，美式英语常将其品牌名称“xerox”直接当作“复印”的指代词。
从1954年开始，巴丁还在相当长的时期担任了通用电气公司的顾问。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几乎每个月都到通用电气公司至少一次，就像在施乐一样与通用电气的科学家就科研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此外还关注公司未来科技研发战略和有关问题，并为通用高层提供建议，1961年巴丁加入施乐公司董事会之后就辞去了通用电气的职务。
除了参与大型企业集团的工作外，巴丁还为新组建的创业企业和科技公司、以及他学生创办的startups担任顾问，并就这些公司的发展积极提出自己的指导性建议。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75年在美国加州组建的Supertex公司，巴丁曾经连续几年担任该公司董事会成员，这个公司致力于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电子器件的生产与销售。在巴丁建议下，Supertex积极重视在高压集成电路的研发，取得了巨大成功。巴丁为加强伊利诺伊大学以所在地附近的各个工业企业、制造业企业的联系，帮助推动设立了中西部电子研发中心，不仅帮企业增强研发实力，还将企业的发展与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紧密结合。
巴丁还与日本索尼公司有着广泛的合作，与高层建立良好的个人合作关系。1953年巴丁在东京出席科学会议的时候，认识当时还在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电工实验室任职的鸠山一郎（George Hatoyama）和菊池武夫（Makoto Kikuchi）。鸠山一郎后来是索尼公司的第一任实验室主任，菊池武夫在其后继承他的职位。1968年伊利诺伊大学庆祝巴丁60周岁生日之时，鸠山一郎专门从日本乘坐飞机参加庆典，并赠送内含索尼公司制造的晶体管收音机做成的高尔夫球作为纪念品。1989年菊池武夫访问伊利诺伊大学，捐资设立索尼-巴丁讲席，以此表彰巴丁对电子工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1990年巴丁最后一次到访索尼，发表了关于超导理论的重要演讲。
1959-1962年巴丁也是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就政府资金如何布局空间探索、导弹研发、科学教育等领域进行分配提供指导意见。在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任期间，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最富成效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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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到物理学家、科学大师约翰·巴丁的时候，总习惯用坚定、乐观、沉默寡言、高尚、谦虚、温和等词汇来形容他。
巴丁的妻子珍妮在回忆时候说到，贝尔实验室发明点接触型晶体管的那一天，约翰如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把车停在屋后，走进厨房。当时珍妮正在做饭，约翰声音异常平静地告诉妻子，“今天我们发现了重要的东西”。
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斯利奇特（C. Slichter）也回忆类似情景，一天巴丁在伊利诺伊物理大楼的走廊拦住了斯利奇特，当时正是巴丁、库珀和施里弗确定他们完成了BCS理论的第二天早晨。斯利奇特说，“显然巴丁有事情要说，但他只是站在那里，我就等着，他终于开口了，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揭示了超导电性。”尽管巴丁在许多情况下显得腼腆，但是斯利奇特评价道，“如果他做出真正重大的事情，他就很希望告诉别人”。
约翰·巴丁在及建立超导BCS理论过程中，深受弗里兹·伦敦思想的影响，出于对弗里兹的感激，他把197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用于设置弗里兹·伦敦奖，以纪念这位曾对超导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物理学家，这是对前人工作的肯定和推崇，也彰显了巴丁为人谦逊的品格。
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两度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翰·巴丁，他汇集了众多成就与一身，有其所处历史、地域和时代的必然性，也和他聪敏勤奋和不断积累、勇于抓住机遇密不可分。巴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科学事业，不但尊重前辈、前人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善于合作的合作型科学家，同时他承担了“承前启后”的重任，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成为后继者。在探索的道路上，巴丁孜孜以求，是物理学发展史上的常青树。对于未知世界，他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之心，或许这也是他的快乐源泉。
来源：亚太芯谷研究院 硅本位 2021年11月26日
作者：田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