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赶上潮流，甚至走到潮流的前面，最重要的不外乎两条：一是坚持改革，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使更多人才涌现出来；二是继续开放，和社会各界的相关人士一起在竞争中合作，把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向前进。
协调好长期和短期政策 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
由于“预期偏弱”是在前一个时期逐渐累积起来的，要从根本上转变“预期偏弱”，就需要用长期主义政策加以应对。然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长期政策显现效果需要较长的时日，正像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那么，为了防止短期冲击造成的破坏，采取放松信贷、增加财政赤字、补贴消费等应急性的刺激政策往往也是必要的。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为单纯依靠短期性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就能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实现经济复苏的误解。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在最近40年应对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注意。1985年《广场协议》促成的日元升值和外需疲软引发了日本经济从1986年开始发展降速。当时日本政府采取的应对方针是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强刺激，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短期政策虽然给日本带来了1987-1989年的三年牛市，但也导致了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形成，种下了“失去的20年”的祸根。
往后几届日本宏观经济当局继续延续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为主的做法，直到安倍晋三的第二个任期提出了用短期政策来稳住大局、用长期政策来为发展奠定基础的“三支箭”施政方针。
其中，第一支箭是扩大货币供应，第二支箭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用的都是从需求侧着眼拉动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的老办法。第三支箭叫作“结构性改革”，按照国际通行的界定，也就是进行经济体制和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通过强化竞争来提高效率。安倍任上的“结构性改革”，例如放开电力市场、取消只有个人才能经营农业的规定等，虽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却在实施一段时间以后逐渐显现了靠完善市场制度聚集人气、振兴经济的效果。
我国和日本在历史源流和现实环境上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对日本经验绝不能照抄照搬，但是这种以长期政策为基础、把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的做法，值得深入研究，从中择优汲取。
对我国来说，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去解决妨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问题。我建议不妨运用研究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遵循的方法，就是“问题导向”，从现实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入手，探索造成这些问题的经济体制原因和政策瓶颈，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进而制定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持续的发展。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
其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入手，依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激发亿万民众释放创新创业潜能。今天我们不妨适时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的数百项重要改革举措逐项进行复盘，研究哪些改革任务还没有落实、为什么没有落实，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落实，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明确目前经济体制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革和更新的项目。
其二，强化竞争政策的执行，认真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部门正面权力清单制度。同时，及时清理目前存在的对市场活动具有限制性、收缩性效应的经济政策，对可能阻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流动的相关法律和相关制度加以实质性的革新。对于一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必须及时通过竞争政策的执行和依法治国原则的落实加以消除。
坚持改革开放 把握技术革命浪潮
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聚焦新质生产力，强调要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这就需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全人类的事业。其实，科学和技术这两件事也要分开。一般来说，基础研究靠市场、企业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因为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太强，除非企业发展到有相当大的体量和财力才会进行基础研究。而大多数普通的小企业很难做到这点，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有更多的投入。而对于技术的激励，市场无疑有更大的空间。
今天，我们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赶上潮流，甚至走到潮流的前面，最重要的不外乎两条：一是坚持改革，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使更多人才涌现出来；二是继续开放，和社会各界的相关人士一起在竞争中合作，把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向前进。
对于企业界来说，最关键的是要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向价值链的两端进一步延伸。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等，这两端都是高附加值的。
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将重心放在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上。举个例子，中国曾借鉴日本战后早期实行的选择性或差别性产业政策，就是试图用一整套财政、金融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但客观上也抑制了一些产业的发展。在1990年代后期产业政策的相关讨论中，对于这种产业政策的方向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就是认为差别性的产业政策需要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转型。
所谓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就是指利用产业政策来帮助、提高、强化市场的功能，它和市场的关系一定是友好的、互相配合的，能够促进市场作用的发挥，强化有序竞争。
其实，什么是最好的产业结构？什么是最有希望被市场所接受的产品？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创造这样一种营商环境，使得个人和企业的千军万马能够往前冲，最终总有一些人和企业能够取得突破，那么就可以顺着这些突破的路径继续往前走，而不是去主观选择产品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当政府把市场有序竞争的氛围培育起来，让市场在法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用、加速优胜劣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化一定更为顺畅。
本文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原题为《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作者吴敬琏系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