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为疯狂打压，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自主创新之路为什么这么艰难？中国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为什么是必然的？或许，我们可以从本文中得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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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随着内生技术变迁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话题，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增长理论的经典问题：富国与穷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最终会趋同。
在鲍莫尔（William Baumol）、巴罗（Robert J. Barro）等人构建的一系列考虑了技术扩散的增长模型中，发达国家创新，发展中国家跟随复制，随着技术的扩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终会向发达国家趋同。
而在现实世界中趋同非常罕见——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2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中仅有极个别（如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因此，这些增长模型更大的意义在于对技术扩散的假设，体现了经济学家们对技术最终将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乐观态度。
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再次考察国际技术扩散时，我们发现，在经过了信息技术革命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生产领域（如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疗、航空航天等）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即便是经历了四十多年高速增长、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处处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卡脖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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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技术的扩散如此困难？一个重要却很少被讨论的角度是所谓技术本身。
在大量学术与政策讨论中，技术一词常常被等同于图纸、手册、代码、工具设备及其承载的重要信息。与这种想象相符合的是，获取技术的过程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描写的对武功秘籍的争夺一样：秘籍到手则神功成。这种想象不局限于国人，西方媒体也常常炮制类似的神话，将中国的技术进步抹黑成间谍或黑客通过窃取机密文件而获取西方技术的过程。
然而，这种对技术的抽象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能够用书面语言描述的技术只占了工业技术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通过复制、抄袭、窃取就能掌握尖端技术的话，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早就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机构了。
在工业生产中，被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实际上是一系列知识与工具的庞大集合。这其中既包含了图纸、手册、代码等能被语言和图表总结、清晰表述的书面知识，也包含了经验、技能、诀窍等难以被总结、描述的经验知识。研究知识论的哲学家称前者为显性知识，称后者为隐性知识或缄默知识。
工业生产仅有显性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与之互补的隐性知识，而且这些隐性知识与具体的生产环境密切相关。例如，在当代尖端工业芯片制造业，即便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生产芯片的光刻机在投产前仍然要经过长时间的调试和试产；此外，即便是同一型号的光刻机，在不同的芯片厂商手中也会生产出规格、制程、良率差异极大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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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打开技术的黑箱，我们就会发现工业技术的扩散从来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技术扩散既包含相对容易传播的显性知识的传输，如图纸、代码、设备的转移，也包含对经验、技能、诀窍等隐性知识的掌握——这个过程需要技术输出方主动地传授，更需要接收方对大量经验知识的主动学习和积累，因此隐性知识扩散起来更加困难。
经历了近年来中美技术战的国人应该都清楚，在尖端工业，不论是承载显性知识的图纸与工具还是承载隐性知识的高技能工人，其流动都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管制；而一般情况下，即便后发国家可以获取图纸和工具，技术输出企业也会因为传授隐性知识费时费力而缺乏动机。因此，所谓的国际技术扩散，本质上是后发国家的企业和人民在接受了先进技术的部分知识后，不断主动学习，用自身积累的经验和技能来掌握先进技术的过程。
由于这种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对先进技术中包含的隐性知识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大量重构与复现，我们完全可以把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学习看成一种创新活动。这种技术学习不仅不会自然而然发生，而且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它的发生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战略，是一种自主的组织行为。因此，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获取与追赶本质上就是一种自主创新行为。
一旦了解了技术扩散、追赶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意识到经济学家对技术扩散的想象与现实世界的差距。历史研究表明，今天那些能够在技术前沿不断创新的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当它们还在技术学习和追赶时，就已经展开自主创新了。
以18—19世纪的高技术产业棉纺织业为例，英国在18世纪下半叶发明了半自动的动力织布机，随后英国凭借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在19世纪，美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后发国家，一方面被英国指责窃取技术并遭到技术出口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则早已开始对动力织布机进行改进，以适应美国更加昂贵的劳动力成本。
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德雷珀公司的前身George Draper & Sons在长期技术积累的基础上，率先实现了全自动织机的技术突破，大大提升了美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并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织机制造商。而在当时的另一个后发国家日本，一位年轻的发明家丰田佐吉在成功仿制了手动、动力织布机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在1924年开发出自动织布机，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丰田公司后来进入汽车市场，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公司之一。
美国与日本的例子都清楚地展现了，在看起来是技术扩散和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模仿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主创新者不断地学习、摸索和尝试。如果今天的发达国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只能是因为他们想要踢开后发国家发展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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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透过理论与历史的迷雾再次审视当下，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在过去40多年中所经历的工业追赶与自主创新有多么难能可贵。封凯栋教授所著的《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一书向我们展示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该书通过紧密追踪中国工业发展的两个重要部门——汽车行业与通信设备产业，以详实的史料和深刻的洞察，从微观的企业创新过程与宏观的政策变迁两个层面描绘了中国自主创新型企业崛起的历程。
在微观层面，《潮起》打开了企业技术学习过程的黑箱，解开了中国企业如何自主创新的谜团，既凸显了创新型企业寻求自主创新道路的艰辛，也揭示了本土企业陷入跨国公司“市场换技术”陷阱后的挣扎。
在宏观层面，书中详细记载了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决策者如何一步步试错，不断调整产业政策，逐步加深对工业技术发展规律的理解，并最终走向自主创新范式的转变过程。尽管技术追赶理论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后发国家走向自主创新都是一段艰辛的历程，《潮起》中描写的中国政府与企业艰苦奋斗的历史细节仍然让人动容。
如同《潮起》这个题目所寓意的一样，创新型企业的诞生只是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浪潮涌现的序章。单个创新型企业的诞生或许有偶然性——可能是因为企业家的魅力与才能、工程师的智慧与创造，抑或是千载难逢的市场机遇，然而当一批批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向着技术前沿前赴后继发起冲锋时，背后必然有一种必然性。《潮起》所揭示的是，中国创新型企业涌现的必然性来自中国企业对自主技术学习的努力探索，来自决策者在关键历史节点抓住机遇推动的政策范式转型，更来自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追求自立自强的社会共识和精神面貌。
这种必然性并不意味着自主创新的前路就会平坦，相反，历史经验表明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几乎一定会受到国际竞争中在位者的打压。面对美国的“卡脖子”威胁，我们当前需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健全本土创新链，为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这几乎一定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之路。然而，正是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的历程使我们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国自主创新不断前行的必然性并不是由一两件具体的技术所决定的，也不是现在拥有这些技术的个别国家所能改变的。有了这个答案，这种必然性就必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为何“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在实践中慢慢背离了政策设计者追求自主技术快速进步的初衷？华为、比亚迪等企业为何能在政策环境对其不利、跨国公司冲击的背景下实现崛起？与“市场换技术”企业相比，华为、比亚迪这些自主创新企业坚持了什么、做对了什么？由工程师等实践者主导的权力结构如何激发了自主创新？企业采用什么样的组织管理模式更有助于自主创新？今天，在核心科技攻关的关键历史阶段，我们的重要任务是什么？
《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一书详细记载了中国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过程。本书以详实的史料和深刻的洞察，通过对“以市场换技术”和“自主创新”两种企业的发展路径进行对比分析，阐明它们的行动差异，从宏观的政策变迁和微观的企业创新两个层面解释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的深层次原因。
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2023-09-12，摘自《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一书的序言
作者：李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