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优化创新生态,加速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2020年9月11日习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争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总书记所说的“科技创新生态”对传统科技工作管理者来说几乎是陌生的概念。

2004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发表研究报告《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信息技术制造和竞争力》正式提出“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简称IES)”。美国竞争力委员会(ACC)也于2004年12月发布了《创新美国:在挑战和变革的世界中实现繁荣》研究报告。这两份报告都认为,国家的技术和创新领导地位取决于有活力、动态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指的是:各创新主体发挥自己的独特性和优势,赋予创新系统生态性,并与其他创新主体完成协同创新的复杂过程及其演化生成具有多主体共生性、多层次交互性、动态非线性和协同开放性等特征的复杂巨系统。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旨在将珠三角城市群连同香港、澳门一起打造成为比肩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的世界级大湾区。

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其中之一就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创新空间的打造上,纲要提出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的概念,“创新”发展成为该规划纲要的核心理念之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表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申请数约占全国的15%,这一数据超过了除广东省外的任何一个中国省份。“创新驱动”已成为大湾区当前发展阶段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区位条件,对内衔接国内经济腹地,对外面向东南亚及全球,是“一带一路”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粤港澳之间优势互补,制造业(珠三角9市)和生产者服务业(港澳)发达,形成了“世界工厂+全球服务中心”,具备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第三,粤港澳之间的科技资源的优势互补,创新要素高度集聚。这些优势都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1】。当前,大湾区存在的科创短板也不能忽视,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2】:

首先是创新资源不足。粤港澳大湾区在一流大学、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级实验室等创新主体和平台建设上存在不足。粤港澳大湾区最好的大学集中在香港,珠三角城市中广州市高校的数量较多、质量较好,深圳市次之,其他城市高校数量较少、质量更有待提高。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外一流湾区在一流大学上存在差距,广州市高校的数量和质量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存在明显差距。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例,粤港澳大湾区与我国科技创新发达区域存在一定差距。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科技领域竞争的重要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目前我国建设有上海、安徽合肥和北京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具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有国家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合肥8个、北京7个、上海5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还没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研难题和前沿问题的研究相对落后。

其次是创新资源同质化严重。主要表现为城市间产业同质化严重和创新资源互补性较差。例如,深莞惠三市两两之间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均高于0.9,珠海和中山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均高于0.8。在深莞惠经济圈内,深圳创新所需要的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和平台相对缺失,但东莞和惠州则更加缺乏相应的配置。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许多城市政府合作主要集中在交通设施一体化等利益不太冲突的领域。创新资源同质化严重还表现为创新资源不能实现有效互补。深莞惠经济圈的坪新清合作区建设是创新资源不能实现互补的一个案例。坪新清合作区概念2010年由深圳市提出,随后得到了东莞市和惠州市的积极响应。不过,坪新清合作区最后没有能够成功,究其原因是没有很好地解决三个城市的利益追求。深圳的利益诉求主要是为了解决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东莞市和惠州市则想通过深圳的创新研发能力提升自身城市创新水平。坪新清合作区规划主要由深圳方面主导进行的,也提出了利益分配方式,但由于东莞市和惠州市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三个城市间存在的产业同构情况所导致的合作困境,最终坪新清合作区没有能够成功。

再次是区域制度不一致影响创新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客观存在着“一个湾区、两种不同制度、三种不同货币、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的困境,上述困境的存在影响了湾区创新共生一体化的发展。由于香港、澳门与内地在流动居住、医疗、薪酬、资金等制度差异,使得创新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创新资源和平台共享、创新活动、项目合作和区域规划等机制也受到了明显影响。港澳的创新优势,尤其是香港的一流大学与珠三角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就明显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创新生态系统的共建存在诸多障碍。

最后是创新共生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没有建立健全创新共生机制。这表现为创新共生机制的各个方面,如创新资源和平台没有实现很好的共享,创新活动和项目开展进展缓慢,创新合作大型项目偏少,创新一体化局限于少数城市之间,缺乏统一的政策和制度引导和推动湾区整体创新合作一体化。这些机制困境,既受到各城市之间由于行政壁垒、地方利益保护和制度差异等原因所影响,也有定位和整体规划不完善的原因,因此需要统筹考虑,从定位、规划、利益协调、机制建设等方面统一推进,共同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和发展。

对加速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各级党政干部更应该将精力财力用于优化本地创新生态系统方面,从而加速吸引和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和科创机构,这样做更能加快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对广东而言,加速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更应该将精力财力用于优化本地创新生态体系,从而加速吸引和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这样做更能加快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大企业能够自带创新生态体系,即大企业迁到哪里,他就会把生态创新体系整体迁到哪儿,但小企业往往必须依赖当地的创新生态体系才能孵化生长,所以当地创新生态体系的优化与否对中小企业成长有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其次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能显著增强地方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的韧性。现代城市需要加快完善科创生态体系,需要加速培育复杂的超级企业集群、更广泛的科创联盟和千丝万缕互相关联的创新小企业在当地创新生态网络中不断集结。再次,创新生态体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能够自主成长的不断迭代的体系。由于现代城市创新生态体系的高度复杂性,我们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对其展开观察和研究。

一、创新生态体系的微观尺度——科创者的自由度

科创活动的特点是高度个性化的,通常是某个领军人物带领团队不懈努力,常是某个时间点偶然发现。原始创新的突发灵感更是从个体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一旦原创灵感产生并初步实验被证实有一定的可行性,才需要整个科研团队跟进研究,进入小试阶段。微观环境是整个科创生态体系的“元细胞”,微观环境优化会直接激发科创者的灵感发挥,否则就会窒息创造力。这方面的精确计量较为困难,我们可以用各城市科创者引用大湾区内专利次数占总引用次数的比重来模拟观察。表1【3】依次给出了1995-2018年大湾区各市发明申请引用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专利的次数、该城市总的引用频次以及大湾区内的引用量占总引用量的比重(即知识溢出强度)。可以看出,即使在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小地理范围内,各城市的知识溢出量也存在较大差异,位于大湾区东部的城市(东莞、深圳)和邻近广州的佛山知识溢出强度较高,而位于粤西的江门、肇庆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科创者的自由度。

表1 引用大湾区内专利次数占总引用次数的比重 (知识溢出强度)

从微观尺度来看创新生态体系,主要指的是科创活动的自由度,具体可分为五方面。

其一,科创成果转化自由——突出的例子就是“西南交大九条”。作为我国科创领域的“小岗村”,地处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提出的“西南交大九条”实现了3个转变:一是将职务科技发明成果从过去“纯粹国有”变为“国家和个人混合所有”,学校代表国家占三成,职务发明牵头人和团队占七成;二是把过去科技成果的“先转化、后确权”变为“先确权,后转化”;三是将过去成果转化后科研人员的“被奖励权”变成转化前的“期权激励”。这就意味着科创人员的职务发明或者他的研究贡献,可在事先就确定发明归属和比例,不需要像过去为了能多分得一些科研成果比例,教授们乃至院士都得围着学校财务处、科研处转,而现在科创成果转化后只要交足国家的三成,剩下的七成都属于团队,这大大激发了科创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科创过程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剩余价值分配方面的不确定性。

其二,微空间使用自由,值得一提的是麻省理工学院20号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20号楼始建于1943年,是二战时期美国军方为获得急需的军事科学技术支持而建造的规模达3万多平方米的临时建筑。这座原本计划于二战结束后就拆除的“临时建筑”由于校方放任科技人员在其中自由作业,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打洞、布线、开窗、改装等自由发挥,使其成为了科创人员研究实验的天堂,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拆除重建。

MIT所有的科创人员都愿意到这个楼里去办公,因为只有在20号楼才能实现空间使用的自由度最大。3万多平方米的一个临时建筑,在高峰期集中了美国几乎1/3的优秀物理学家。原来建筑寿命设定只有15年,但是由于麻省理工学

院的教师们太喜欢了,结果一直拖到了40多年后的1998年,大楼实在破败不堪已成危楼才被拆除。经过统计,在此期间产生了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0多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数千项重大科创成果,因此这座临时建筑也被誉为“拥有独特的灵魂,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的大楼”。为纪念这座原来的20号楼,后来建造的大楼特地建成了与传统建筑区别很大的不规则形态。

其三,科创用地调整的自由——国外科创综合用地和浙江特色小镇的启示。众所周知,科技人员和科创企业需要多样化的空间资源,今天的某一类型的土地使用模式不意味明天可以继续延用,现代的科技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每一次迭代都有可能是颠覆性的创新。在这种趋势下,中小企业对设备、人员、用地性质使用也需要不断的及时变更,但是旧的土地使用模式严重限制了这些科创企业对科研用地更新需要。

为创新提供较自由的土地使用模式,国际上许多城市出台了“科创综合用地”的概念,即在一个平方公里或者更小的范围内,把某块地划定为科创综合用地,允许科创企业和科研团队展开多变的经营活动,比如规定这块土地范围内房地产开发只能占10%,而且只能专供当地的科研院所员工,其余的用途则设立几条底线建立“负面清单”进行管理,例如能源的最大使用量、自来水最大使用量、水和空气污染值最高限额,噪音最大分贝值和人员最大容纳密度等等,只要不超越这几条底线,用地模式即可以由科创企业自主调整。所以在这个空间范围内,某空间今天可以是实验室,明天可以变成教室,再后天变成一个展览场所等等,负面清单赋予了科创企业足够的科创自由,如此一来也大大激发了科创人员的积极性和提升了科创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浙江省也推出类似的“特色小镇”。传统意义上,特色小镇一般都是在农村,但是浙江省提出特色小镇进入了城市,使特色小镇成为了城市内部的科创综合用地,科创企业就可以像在深圳的科创综合用地那样灵活安排和利用土地资源,科创机构能够在负面清单以外自主地调整经营活动模式,这样就为科研人员创造了最大的空间和用地的自由度。这也是两个地区高科技企业勃发,而且中小企业领先于全国的奥秘之一。

其四,仪器和设备使用的自由——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启示。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创新之源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其鼎盛时期,“全世界二分之一的物理学发现都来自卡文迪许”。该实验室由电磁定律的发现者麦克斯韦于1871年创立,在其很长的一段发展历程中,都鼓励研究者自创科研仪器并自由地使用它们。麦克斯韦曾说过:“这些实验的教育价值,往往与仪器的复杂性成反比,学生用自制仪器。虽然经常出故障,但他们会比用已调整好的‘成熟’仪器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与当前我国一些大型实验室炫耀购置了多少外国大型仪器设备,但只能封闭式、审批式使用鲜有突破性研究成果有着天壤之别。正是有如此卓越的初创理念,并在麦克斯韦、汤姆逊、卢瑟福等物理学大师的引领下,使研究者甚至一般大学生都能自由使用科学仪器进行科研活动,从1904年到1989年85年期间产生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发现电子、中子、原子核结构、DNA双螺旋结构和X光散射等一大批超级科研成果。

现代科创活动所使用的仪器和设备精密度和能量等级越来越高,造价和使用费用也很高昂,再加上部门所有制和令人恐惧的不当责任追究制度,也使得众多科创者对科学仪器设备“望洋兴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算力”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科研工具与资源,大数据驱动(Big-data driven)使巨大样本、巨大数据的分析处理成为可能,这带来了科研范式的变革。算力、生成式大模型和传统的科学仪器一起构成了科创活动的“公共品”,这些“公共品”能否由科创人员自由自主使用,已成为了科创微环境决定性驱动因素。我国上海、深圳等地一些院校和当地政府已经关注并通过“算力调配”、科学仪器设备开放式使用、资助“加速器”和孵化器向仪器生产厂家租用大量仪器设备后转为“公用”等模式来提升科创者使用这些研究工具的自由度。

其五,初创主体设立和活动的自由——美国硅谷车库的启示。尽管美国硅谷科创企业所创造的巨量GDP几乎相当于世界排名前20的国家,但是这些如今已发展成科技巨头的企业其中大多数在起始创业阶段往往都起步于不起眼的住宅车库。例如引领科技潮流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即是在车库开始的创业。我们可设想一下,如果当地的法律非常严明,严令禁止在车库内开展创业活动,创业创新必须在专门的创业场所进行,我相信这些硅谷的大企业很可能有一大半没法诞生和成长。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许多政策使得科创小企业发展存在的三个短板:第一个短板是非法人机构的设立非常难。科创需要注册设立一些机构,例如大家熟知的“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新型研发机构有别于企业,但设立非常难,许多大城市一年就允许设立一两个,而且还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并且事先要找到愿意主管的行政单位。但由于行政单位领导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作为科研机构的主管单位,这就使得此类非法人科研机构成立数量寥寥。

第二个短板是自有住宅注册公司难。因为很大程度上的科创活动都依赖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不论是人工智能、仿真技术,还是大数据等等,这些技术其实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科创研究,所以一台计算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创新的实验室。因此如果能在自己所拥有的住宅内注册公司,这对科创者而

言是一个巨大的自由度。支持创业和科创活动应该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是在我国许多城市,在自有住宅里面创业往往会被划定为非法营业,或者在别的地方注册公司,在本市住宅里办公则被划定为“异地经营”,这些陈旧的规章制度无形地绞杀和限制了许多小企业的诞生和科创企业的发展。

第三个短板是融资和股权转让难。因为初始的小企业一般没有什么传统抵押物,需要用科创人员拥有的技术或者股权进行抵押,虽然这是一种新的融资手段,但由于科创企业如果把自己的股权拿到特定的产权市场交易,就会发现许多城市此类市场发育不足而且数量稀少,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因此融资科创企业而言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创新生态体系的中观尺度——企业集群

从创新生态体系的中观尺度来看,中观尺度是由许多相关联的企业构成的企业集群(cluster)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的许多政策文本上经常讲的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与企业集群在语词解释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产业集群”是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待在地理空间上的企业集聚体,但“企业集群”的定义是以中小企业作为主体,在经历了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开放代谢循环后于某个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体,中小企业由于知识和既能溢出、相互之间的利益交织和共享便利性等“好处”,使得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在一起。企业集群是由企业作为主体聚集“生成”的,而产业集群则忽略了主体。当代社会一切创新的生态体系之所以能够自组织演化、自主迭代进步,正是因为无数个企业主体和无数个科创个人主体重合并行、“适者生存”相互交融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要正本清源。

20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小企业集群研究”的书,在书中我有两个预言:一是深圳的科创未来能比肩上海。20年前深圳的科创成果只有上海的1/3,科技的投入也只有1/3,但是20年后深圳的科创成果在许多方面已经领先于上海;二是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会领先全球。当时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实际上尚处于萌芽期,而日本、美国、德国等则非常强大,但这些国家的半导体产业是大企业为主的,而台湾地区半导体则是集群作战。同样参加一个国际半导体展览会,需求方向日本、美国这些大企业提出新集成电路的订货需求,大企业说一两年以后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台湾的半导体企业由于体量小转身快,客户只需要把要求写明白,当天就能把新半导体产品技术指标发回到台湾,集群中的其它半导体有关的小企业会聚在一起,每个企业各分担一项新技术研发,日夜开展创新,因此往往能在这个展览会还没有结束,就把新的样品寄到现场,交给客户。此种创新的过程短则只需7天时间,长的只有10天时间,与大企业长达一年两年的创新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小企业集群中,可以把需要攻克的创新技术分解成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组件分别由不同的企业进行攻克,不仅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也大大提升了创新的速度和创新的质量。

企业集群结构,一般有三种模式:一是普遍存在的无中心企业集群——鸟群模式。成千上万的鸟群可以组成一个巨大的集群在天空中翱翔,一旦遇到天敌,鸟群形态可以千变万化地进行转变,以减少自己的损失。这种变化不需要某个头领进行引导指挥,而是通过鸟群中各个主体自我进行调整和保持队形和变化。二是虚中心企业集群——硅谷模式。以目前硅谷如此之多的科技企业市值计算,它的GDP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国家,位列前二十位,但是硅谷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企业牵头指挥,只有若干个大学(例如斯坦福、伯克利、加州理工等)发挥技术源作用。大学在集群中起到了科创企业裂变式催生作用,无数的中小企业从这些大学师生的创业过程中诞生出来,然后开始在硅谷蔓延生长。这种虚中心的模式也是比较普遍的。三是实中心企业集群——丰田模式。丰田总部周边有几百家配套企业分布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几百家配套的企业都是围绕着丰田总部这个中心来进行运转,中心发出指令,需要什么零部件、需要什么软件,需要什么原材料更新,全在一个局域网上进行调度运作。而且这些零部件和组件几点钟几分钟、多少数量送到哪一个地理空间,都可以实现精确地定位,创造了一个叫“just in time”的精益生产的模式。

就这三种企业集群而言,从传统的工业模式来看,大家可能会认为“实中心”最好,但是我国以及世界上其它国家成功的企业集群大部分都是无中心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虚中心,但实中心是很少的。因此,企业集群的三种模式,其实就是中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的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因为企业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获得彼此新知识的溢出,是一种共生的模式,这些共生效应是由企业科创人员作为主体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由于主体的主动进取性和冒险精神使他们走在一起的。

讨论中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不得不提国际上最具特色的企业集群——华强北电子市场和日本东京的秋叶原电器一条街。华强北尽管占地只有一个平方公里左右,但是电子技术所需要的200多万种零部件都可以在这儿找到。“任何科创的成果都是对现有的成熟组件进行重新组合的结果”,这是一条基本的科创规律。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提到某个硅谷科创人员的感叹:“在硅谷需要联系两个月才能凑齐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你就能全部找到”。“南有华强北,北有中关村”,这些千百万个中小企业作为创新中急需的成熟的组件、成熟的元器件的供应商在某个地理小空间上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而创新者则只需要对这些零部件和组件进行创新性的配套组合就可以完成“小试”阶段的研发任务。无人机领头羊“大疆”原来是在杭州起步的,但正是因为在深圳能方便找到相关的电子元部件,才决定在深圳。但对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我们的管理机构反而会有一些负面的看法,例如把它们称之为“山寨市场”或“侵犯知识产权天堂”等等。必须要承认的是,上万个中小企业同时聚集在这么几幢大楼里,难免会有一些管理上的混乱,难免会有一些创新过程中相对模糊的地方。但是科创的成果,特别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的研发成果往往都是发生在混乱的边缘。秋叶原(Akihabara),位于千代田区,以秋叶原站西侧的中央道为中心,在东西宽400米、南北长800米的范围内,汇集了几千家专门销售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电器产品的大中型商店。这里的电器产品与时代尖端产业同步,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一条街,也是东京作为国际科创中心的一个象征,被誉为“电器产品的购物天堂”。可以说,秋叶原是全日本包括许多国家科创者寻找合适的电子元器件和检验新产品的必选大市场。秋叶原因店铺集中、货色齐全,更新极快,人们可以在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各类电器商品中,尽情地比较采购。任何种类的电子商品,包括最新款的集成电路,只要有新的性能和新产品出现,旧商品立刻就会在这里被淘汰。也就是说,科创者游逛秋叶原电器街,可以尽览世界上最先进、最新奇的电器产品和电子元器件。深圳和珠海都应充分利用紧邻香港和澳门特区的独特优势,汇集全球华侨的商业天赋,精心打造国际集成电路芯片和最新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企业冲破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客们对高科技产品的封锁作出贡献。

除此之外,在北美纽约、波士顿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涌现出了号称“硅巷”的另一类企业聚集体。正如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3D打印等颠覆性的新技术发展为新兴的科技产业,更多地体现了实用导向。从最初的一个创意、算法原理到最终形成一件产品,需要大量不同职业的人在各种测试和实际应用中,不断进行螺旋上升的体验反馈过程才得以实现。正因为硅巷中各类科技创新网络——孵化器、加速器、技能培训项目、共享办公空间,以及城市中众多的剧院、餐厅、博物馆、公园、时装秀等非正式的聚会交流场所和活动的存在,硅巷的科技人群相比硅谷的工作者能够拥有更开放式的、错综复杂的场景体验,并且在场景之中因互动而产生更多的灵感碰撞。因此我们的管理模式需要与现代科创生态体系的培育相适应,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必须有多样性十分丰富的零部件供应商和五花八门的协同企业,必须要容忍它们之间交融所产生的混乱和杂乱。

举两个实例,一是天津滨海新区的摩托罗拉公司,作为本世纪初非常著名的电信企业,高峰时它曾生产了我国将近1/3以上的高端手机。而另一个是在杭州滨江区起步的UTSTAR.COM,是由5个留学生自主创业,当时生产的小灵通手机也占到了全国的1/2。当时这两个大企业对当地的财政贡献几乎是1/5。但是由于产品技术的迭代,这两个企业都在本世纪初倒闭,但这两个企业倒闭后对当地科创中小企业数量增长和“四链”的延续发展贡献却完全不一样。天津滨海新区的摩托罗拉倒闭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大型高端通讯产业在天津滨海新区继续发展。而杭州的UTSTAR.COM倒闭以后,它所有的科技人员都迅速地在杭州进行自主创业了,还有许多科技人才到华为华东中心、海康威视和阿里等高科技企业去工作了。UT斯达康这棵“大树”虽然倒下了,但是千百棵“树苗”长起来了。于此同时,天津滨海新区只有一棵“大树”摩托罗拉,未构成IT产业科创生态体系。由此可见,当地成熟的科创生态体系和企业集群之重要。

对企业集群,政府能够对他们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集群是一种特殊的生态体系,在其生命周期中有种子期、成长期、收获期和百花期,但是也会进入衰退期,直至灭亡。浙江省曾有600多个企业集群,大概1/3已经消失了,但是如果政府决策者足够明智,把力量用到正确的地方并恰到好处,就有可能把集群进行提升优化,使他们焕发第二春。

要使企业集群焕发第二春,就要对创新生态体系的中观尺度的集群进行“补短板,接长板”。我国这些原生的企业集群,它并不像美国硅谷那样能够使自主地进行原创裂变,一般来说政府可以为他们植入“技术源”(即大学或重点实验室);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原创性科研并发生科创企业裂变诞生,以及设立一个科创促进基金,因为有些初创的市场主体不愿意冒险进行新产品研发,但政府基金可以分担一些科创风险冒险;此外,政府需要在集群里边引入孵化器、加速器,使当地青年科技人员,特别是大学生能够有一个自由、非常廉价的、甚至免费的创业空间;还要为外地的科创人员提供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人才公寓;以及建立一种既能够提供较好科创自由度同时又能保证新产品质量的管理和保障机制。

三、创新生态体系的宏观尺度——科创环境与耦合协调度

从创新生态体系的宏观尺度看,科创环境是衡量一个城市优劣的重要指标。而衡量一个城市的科创环境,则有三个指标非常关键:首先是营商环境,其次是人居环境,最后是政策和文化环境。所以说这三方面是从宏观尺度衡量一个城市创新生态体系的关键。如果我们在这三个方面上持续下功夫改进,从宏观尺度来看,地区的科创生态体系就能顺利得到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政府管理的最重要事项只能是什么呢?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经济学发展进行的梳理所形成比较权威的教科书《经济学》22版中的论述:“城市政府应该提供足量、优质的‘公共品’来提高经济效率和人居环境”。为何政府必须提供这些公共品呢?因为存在三种市场失效的领域:一是不完全的竞争;二是外部性,负外部性指污染物,正外部性则指学校医院等;三是公共品,即私人不愿意投资,但有共享效应的供水、公园、交通等等。他又说明:公共品是指将该商品的效用拓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而且人人可以共享。由此可见,公共品的本质是共享,童叟无欺,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公共品,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改变的结论。所以城市政府应该聚焦于从宏观尺度的人居环境进行提升,使更多的企业、人才愿意到这个地方居住、生活和开展创新、创业和创造活动。

对于科创机构,我们需要认识到其本身拥有的科技成果和知识就能成为一种专用的公共品,前面萨缪尔森提到的是普通公共品,但是专用的公共品是一个什么观念呢?因为知识也像公共品一样是可以共享的,是有溢出效应的。在宏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和很多的成分结构在其中发挥着“公共品”的共享作用。就培育此类科创公共品而言,首先应该注重的是宜创环境的创建,城市的文化和政策环境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创新成败是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是尊重知识、人才且法治的。世界上至少有100个创新区正在兴起。布鲁金斯学院的研究中,对于创新区的定义具象生动:创新区是企业家和教育机构、初创企业、学校、混合用途开发、医疗创新、自行车共享和银行投资的综合体,所有这些都由交通连接,由清洁能源驱动,由数字技术连接,并由咖啡因提供燃料。

其次城市又必须是宜居的,人们非常愿意到这里来居住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有相关的企业集群,这些企业集群内部能够通过知识共享和知识外溢使选择居住在这个地区的科创人才获得科创便利,再加上有著名的理工大学、国家实验室等等作为技术源等等。

如果说当地引进的头部企业起到了类似于丰田总部这样的核心扩散作用,也可以从优化宏观尺度环境吸引风险投资者、兴办著名科技工业博物馆、设立科创基金和奖励等政策上助推科创生态体系的建立。当然在同类中小企业不断地加入过程中,也可以产生公共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共享和互动。

再次,在AI快速爆发的当下,微小规模科创企业的案例似乎已经越来越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如今最火的图片生成模型Midjourney了,其官方网站显示,Midjourny只有11个全职员工。即使是OpenAI,其员工似乎也才300多个,就更不用说当下那些拿了大量融资的AI创业公司了,比方今年3月份著名风险投资商红杉和Coatue争抢着投资的一个项目只有2个人。这正是因为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创新在以天和周为单位进行。这将改变公司的创立方式,达到MVP的团队规模会越来越小3-4个人,而不是之前通常的40或50人的公司——这意味着VC和他们的投资模型需要跟上这些变化。在AI时代,一种新型的创业公司形态正在诞生,其特点是:smaller、faster、cheaper and weirder(更小、更快、更便宜、更奇怪)。这意味着科创生态体系的优势对初创企业的诞生与成长具有史无前例的决定性影响。

在宏观尺度上助推科创生态体系的构建和生成,我们要注重体系内部两个关键的“物种”,一是“平台创造者”,即这类平台可以作为人才、资金、信息和技术的蓄水池,更多的科创者在这个科创平台内能够找到自己的“营养”,从而繁衍壮大。二是“生态工程师”,例如海洋生态系统中岩礁的生物种类比一般的海水区域要高出几百万倍,而岩礁上的珊瑚虫即是生态的工程师,它为其它生物提供了舒适的繁殖场所。这两类关键“物种”对于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关键物种在创新生态体系中可能是大型孵化器、科创加速器、头部企业、国家实验室,也可能是著名的理工类大学和著名科研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在培育科创生态体系方面有所作为而且开明的当地政府。

除了各主体的关键作用,数字政府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作用也需要重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资源的供给者和助推科创的平台。政府决策正确与否,将对创新生态体系宏观尺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政府决策失误,就可能破坏创新生态体系的韧性。在数字时代,一切资源都可以转变为数据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利用数字技术使其更好地成为城市公共品,例如智慧安保、智慧水务、智慧交通、园林绿化、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能源等等都需要借助数字化成为“开源”的平台,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提供的。

结合这些公共品以及“精细化网格化管理系统、一网通办放管服信息系统、公共资源信息化和城市安全核心公共品”的链接,即构成了数字政府的公共品“四梁八柱”。因此一个良好的数字政府,它必然是一个开源共享的创新源泉。这些“四梁八柱”都是开源的,可以让无数的中小企业科创成果附着在上面,吸取它的数据力量,从而更快成长壮大。

据测算结果,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的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变化具有三方面特征(见表2)【4】。

表2 2014—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注:协调水平根据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四个水平区间,分别为低度协调(0.3D)、中度协调(0.3<D0.5)、高度协调(0.5<D0.8)、极度协调(0.8<D1)。下同。

第一,各城市创新链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普遍偏低。2019年大湾区城市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仅为0.303,总体仍处于中低度协调水平。其中,只有广州和深圳达到了高度协调水平,达到中度协调发展水平的仅有香港、佛山和东莞3个城市,其余6个城市依然处于低度协调发展水平。

第二,各城市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存在较明显差异。根据2019年各城市创新链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可以将大湾区11个城市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高度协调城市,仅包括广州和深圳,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586和0.692。这两城市的创新链上各环节处于有效耦合发展阶段,知识创新较为活跃,产权保护相对完备,技术转化效率较高,基本实现了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和流动,不过在协调水平上仍有发展空间。第二类为中度协调城市,包括香港(0.486)、佛山(0.308)和东莞(0.333)三个城市。其中,香港已经接近高度协调水平,略低于广深,远高于佛山与东莞。这些城市的创新链各环节已初步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动。第三类为低度协调城市,包括珠海、中山、肇庆、惠州、江门和澳门。这些城市在人力资源和产业资源上相对匮乏,创新链存在较为明显的环节缺位,导致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较低。

第三,各城市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广深两市的增长幅度最大,分别达0.221和0.326,实现了从中度协调到高度协调的跨越式发展。东莞、佛山、澳门和珠海的增长幅度也较为显著,分别为0.176、0.112、0.112和0.107。其中东莞和佛山也实现了从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而澳门和珠海两地由于前期基础薄弱,暂时仍保持在低度协调水平。其他城市的增长幅度虽然较小,但所有城市在样本期内均实现正增长。

具体建议如下:首先,完善大湾区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渠道多样、流动通畅的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和交易中心,促进专利等知识产权通过转让、许可等方式的运用转化,从而促进先进技术在湾区内的推广。针对珠三角和港澳的知识溢出差异,应促进港澳与内地间的市场融合,推动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之间技术的跨境流动,探索内地与港澳的知识产权案“一地申请、三地授权、权利互认”的政策,使港澳有效利用背靠珠三角经济腹地的区位优势,吸引内地企业到港澳进行技术布局,从而为港澳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次,鼓励创新主体间直接开展创新项目合作,以谋求更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跨城市的研发合作,大湾区应加快建立一批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建立研发资源的共享机制。

再次,加强三地协同办学。从人才市场而言,香港拥有多所亚洲领先且世界一流的高校,但创新要素流动不足。可通过联合办学、改革阻碍高层次人才到内地高校交流、任教的政策,促进港澳的高等教育资源向深圳、广州和珠海聚集。同时,为促进企业之间、校企之间的创新合作,研发资金、研发设备的流动也应减少部分各类流程和关税【5】。

最后,要充分利用港澳国际资金来源丰富的优势,粤各城市都应与港澳联合创立科创基金,加大对各类科创活动的投入。值得关注的是各类国际科技论坛和展会不仅能促进中外科技人员的学术交流,而且也能通过此途径展示大湾区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到粤各大城市参与科创活动。建议出台明确的鼓励文件,吸引大批优质国际科技论坛和展会在粤各大城市举办。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应从微观方面来看需要对创新人员给予足够优惠的政策激励并不断优化多种科创自由度;中观方面则需要多渠道改善和优化企业集群和加强科研院校、国家实验室的引进和培育;在宏观方面上则需要数据共享、持续优化经商环境和宜居环境,把更多科创资源和服务功能向全社会开放,使政府、大学、科研机构成为科创平台的创造者,成为创新系统的生态工程师。这样一来,当地的创新生态体系就在这三个尺度上都能得到持续优化和加速成长。

注释:

  • 【1】张虹鸥,吴康敏,王洋等.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问题与重点研究方向[J].经济地理,2021,41(10):135-142.DOI:10.15957/j.cnki.jjdl.2021.10.015.
  • 【2】王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进研究[J].海派经济学,2021,19(02):161-175.
  • 【3】朱丰毅,桂文林.粤港澳区域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03):44-65.DOI:10.13653/j.cnki.jqte.2022.03.001.
  • 【4】陈平,韩永辉.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耦合协调度研究[J].学术研究,2021(09):100-106.
  • 【5】朱丰毅,桂文林.粤港澳区域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03):44-65.DOI:10.13653/j.cnki.jqte.2022.03.001.

来源:华谷致远生物科技与产业研究院公众号2024-02-06
作者:仇保兴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专家组副组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参与此次研究的专家:

杨焕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院长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刘燕华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副部长

邵益生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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