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宏大而空泛的问题落地，找寻其现实意义，才有可能让实验科学家寻找证据。
在科研生涯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回答问题上。但有的时候，我会仔细思考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这也是我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工作。拥有提问的自由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如何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却是一个挑战。在这方面，我从众多大师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1973年，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研究生。那年我参加了一个著名的高能物理年度暑期学校，它的举办地点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风景如画的埃里切小镇。这座小镇坐落在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地中海的美丽风光。在令人沉醉的梦幻美景中，我们这些师生经常会跑去当地为数不多的餐馆聚餐。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传奇物理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伊西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一见如故。拉比提出了核磁共振成像的理论基础，奠定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这是能让我们接触和利用量子世界的技术之一。（他也是电影《奥本海默》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拉比十分平易近人，他很乐意与我这个来自纽约的半个同乡交谈。
自然地，我们经常聊到物理。我高谈阔论着抽象的理论想法和近哲学化的思考。拉比是一位温柔的长者，他总是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专注地倾听着我的想法，却又一边毫不留情地追问我它们的具体物理含义是什么。而往往，我们发现这些想法并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
但也不乏例外：在经过对话拷问后幸存的那些问题变得更加精简、有力。我把这段经历内化为最宝贵的财富。从那以后，我的内心中一直住着一个拉比（他于1988年去世），睿智地启发着我提出好的科学问题。
有好几次，拉比都被我的想法惹恼：“好吧，但是请问我早上到了实验室后，该怎样去实现这个想法呢？”我很想反驳他：“这是你的问题。”但每次我都没有说出口。最终，我领会到拉比话语中的真正用意：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它的完整答案应该包括一个可行的实验前景。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观点在当今的科学界竟颇具争议。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倡导所谓的不需要证明或依据的“后经验物理学”。诚然，受物理启发的数学，或者纯粹的数学，都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快乐。但我更倾向于秉持拉比的态度：在科学中，现实是最重要的。
无论如何，应对拉比的挑战让我获益匪浅。我努力地在理论梦想（尤其是与轴子和任意子相关的想法）和实验可行性之间建立起联系。这种冒险颇有成效，激发了许多新的想法。它还促使我更多地了解实验技术的前沿，而那里蕴藏着天才创造的宝库。
大多数好的科学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它们的答案只是看似遥不可及——绝对不是显而易见，但也不是无法触及。
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好问题。诸如“生命是什么？”“量子理论的意义是什么？”或“什么是意识？”这类问题都太过空泛、抽象且难以触及。尽管它们指向了有趣的研究方向，但需要通过拉比式的质疑落到实处。换言之，在成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提出——好问题之前，它们需要先落地、转变为真正有意义的形式。
要找到好的问题，一个有用的办法是先想出很多的问题，从中剔除那些太模糊的、太简单的、太难的或者无关痛痒的问题。这需要耐心，因为这些缺陷通常不是一开始就能发现的，而且绝大多数问题最终都会被剔除掉。筛选问题需要强大的心理调节能力和韧劲：你得不怕失败，敢于向前。也正因如此，提问成为了一场科学冒险。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寇享学术”（ID: koushare-2018），选自《环球科学》2023年9月刊时间晶体栏目。网络电子版经作者授权由蔻享学术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网络首发。
本文作者 弗兰克 · 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量子色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因发现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进自由”现象，获得了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翻译 | 胡风 梁丁